1 詹姆斯·卡伦朴明珍(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从某种 ...




1


詹姆斯·卡伦朴明珍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是对诸多西方媒介理论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为中心和偏见、狭隘给予的一种回应。在这些西方媒介理论中，以极少数国家的研究证据作为基础来对媒介进行普适性考察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些理论对于媒介领域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新闻来源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或是一些探讨媒介与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宏大理论等）是否做出了中立性的概括尚存疑问，而同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西方媒介研究领域又老是拿少数国家的情况来说事，好像它们就能代表所有的国家。这些“少数国家”指的是那些富有的西方国家，以及某些我们偶尔会将其归属为“西方国家”的那几个国家（如澳大利亚等）。
然而，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西方媒介理论的狭隘性也凸显了出来。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冷战”的结束、亚洲经济的崛起、好莱坞之外的媒介生产中心的涌现，以及媒介研究在全球的发展，新的情况和新的格局似乎在昭示： 我们需要以一种迥异于从前的观察路径来进行媒介研究。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贯以美国和英国作为研究重心的媒介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因其在研究中忽略了其他国家而感到尴尬。最新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就是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因原先对于新闻生产这一问题所形成的犀利的、批判性的总体性考察路径的终结而发出的警告： “在我们已回顾的三种研究途径中”，他悲叹道，“比较……研究常常受到漠视”，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长远价值”（Schudson 1996:  156）。与此相似的情形是，约翰·唐宁（John Downing）最近一直在极力地嘲弄那些试图将英、美经验普遍化的行为，嘲弄他们认为这些拥有基督教历史和帝国情结的、富足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就可以代表全世界的那种做派。比如斯帕克斯（Sparks）（1998），他就呼吁人们“通过将传播活动理论化的方式来实现传播行为本身的比较性发展”（Downing 1996： xi）。
但是，对于西方媒介理论所包含的狭隘性，已经因全球化理论的勃兴而凸显了出来。尽管全球化进程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仍然算得上是一种可喜的发展； 尽管大多数英语国家的媒介理论至今仍然受到地域的限制，但其间却也有少数传统契合了全球化这一出发点，那么，我们可以从这种状态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地缘政治视角

20世纪50年代，一本名为《传媒的四种理论》英文版原名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此处采用的是2008年的新译版本，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当时中译本的书名为《报刊的四种理论》。——译者注（Siebert et al. 1956）的著作提出了一种关于世界媒介体制的地缘政治观点（geopolitical view），该观点极富影响力。依据该观点，世界被分为了三个阵营： 以自由民主为特征的自由社会（包括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模式）、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社会以及威权主义社会（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繁杂的分类，其中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法西斯时期以及西方社会的前民主阶段）。
该书最大的特点，可能在于其天才作者们觉得自己并不需要知道得太多——他们在书中展示了美国媒介和苏联媒介他们对于苏联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实际偏于简单化了； 欲寻求对苏联传播理论中的准自由因素（quasiliberal elements）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可参见麦克奈尔（McNair）（1991）的相关著述。的情况，以及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媒介和英国早期的媒介的部分情况，但除此之外，他们对于其他的媒介体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提出了一种便捷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却疏于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和考察。他们宣称，媒介体制反映了媒介所处的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主流哲学，因此，要理解国际媒介体制，就有必要去辨识“世界上现有的不同媒介所映射的哲学基础或政治信条”（Siebert et al. 1956:  2）。由于这些基本原理几乎都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因此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就是，通过研究他们的思想，便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媒介体制都揭示得一览无余。
在《传媒的四种理论》问世后的四十多年里，这种分析模式一直被视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在这段时期内，诸多重要的国际性教科书都对该研究进行了总结与讨论（如McQuail 1983, 1987 and 1994； Wright 1959 and 1975）。至于该研究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对待，这在今天看来则有点像个谜。比较说得过去的解释，是该研究从“冷战”视角得出的结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显得很权威。无论其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该研究所确立起来的陈规却从此伴随着我们： 即便是对其他的媒介体制知之甚少，也并不妨碍我们信心十足地来对全世界的媒介进行一般化的分析和概括。

现代化视角

如果说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媒的四种理论》还仅仅只是通过西方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另一种理论则干脆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模仿或照搬西方世界的模式。这种理论主张，“在我们这个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时代，良好的传播就是那些最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Lerner 1963:  350）。“良好的传播”是一切的核心——从说服秘鲁农民去烧水（Rogers and Shoemaker 1971）到鼓励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更加雄心勃勃（McClelland 1961）地去建设一个富有凝聚力和社会理想的国家，并愿意为了实现国家发展而做出集体牺牲（Schramm 1963）——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良好的传播。但是，要实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须花费巨额的资金来在发展中国家里发展现代媒介系统，而美国设计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曾经遭到严厉的指责，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将削弱他们在面对共产主义对手时的相对实力（Pool 1963）。
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提出了一个与“良好的传播”极具关联性的观点，该观点展示了现代传播系统是如何推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他坚持认为，现代传播系统通过拓展人的视野来使人社会化，并让人产生了除生存之外的其他更多需求。“新观念和新信息的扩散”，勒纳（1963:  348）写道： “刺激了农民，他们想成为一个拥有小块地产的自耕民，……农民的妻子不想再生儿育女，农民的女儿则想穿上裙子并去做做头发。”它也使政治系统趋于成熟，并能因此对各种变化做出适应和调整。勒纳解释说，媒介能告诉人们村庄外面的事情，鼓励他们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并且能让他们转变成参与型的公众。出于这个原因，他总结道，“大众媒介和政治民主之间的联系尤其紧密”（Lerner 1963:  342）。
实际上，这并不是那些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进行的方式。相反，国家的发展模式被用来对高压性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力的滥用进行辩护，媒介系统的发展方向是维持控制而非民主教育。换言之，在这些国家里，现代化理论被用于限制表达自由，并证明政治灌输的正当性。

现代化理论很容易因“收买”而走样，原因之一就在它几乎不关注多元化媒介系统的发展。的确，在现代化理论中，“传统”往往以挫败者的面目出现，而没有被视为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合法要素； 传播被视为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构建信任的一种行为方式，而非一种服务于集体对话的开放系统。回想起来，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前所做出的一些评论就极具揭示性： “一个自由的、竞争的传播体制在我们看来是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他写道，“但如果我们期望一个资源高度集中、动员能力强大的转型国家也应能允许这样的一种传播体制存在和发展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犯错了”（Schramm 1963:  55）。对于“令人困惑”的传播是否应该在一定条件下被剥夺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施拉姆一个人曾虑及到。另一位现代化理论的大师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国家都不会无限度地容忍旨在分裂国家的新闻自由，也不会全然打开批评和反对民选政府的闸门”（Pool 1973，引自McQuail 1994:  129）。
为什么媒介接近权和媒介多元化思想不受重视？缺乏对特定地区的了解是另一个原因。即便是像施拉姆和普尔这样的专家，他们专擅的领域是传播学而非“区域研究”。如果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自己的独到认识的话，那么在研究这些国家时，他们也就不会套用这些国家里已被西方化的精英们所持有的那种并不具批判力的研究视角。

媒介帝国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着放弃现代化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比较成功的行为。有人认为，美国推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和“信息自由流动”政策（“free flow of information”policy），帮助美国媒介产业实现了国际霸权（Schiller 1969, 1976 and 1998）。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没有使它们实现自身的自力更生，相反还形成了对全球经济剥削制度的依附性。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升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利润，同时损害了当地文化。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1998： 17）写道： “当今的美国控制着全球传播和世界文化。”
像现代化理论一样，在新兴工业化社会里，“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这一观念也被专制政府选择性地加以利用。事实上，像“为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就必须捍卫‘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和保持东方精粹”这样的论断，已经沦为了保守人士用于控制国民自由的一个普遍借口（参见第一章和第九章）。正如哈林（Hallin）（1998）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理论之所以会瓦解，部分原因在于它还未发展充分。有时候，人们会天真地假定： 如果西方影响消退了，那么其中出现的空间就会被大众传播所占据。
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媒介帝国主义的观念开始不断遭到抨击。这种状况的出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单向传播”（oneway flow of communication）的观念和西方影响开始受到挑战的事实——反对者认为，全球信息流动应该是“多向的”。斯雷伯尼·穆罕默德（SrebernyMohammadi）（1996）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霸权”这一简单化的认识模糊了日益增多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互惠实质。同时，吉登斯（Giddens）（1999）等人还指出了一种可以称作“反向殖民化”（reverse colonization）的现象，并以巴西对葡萄牙的电视节目出口和美国南加州的墨西哥化等事实作为例证。媒介帝国主义这一观念还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遭到了质疑。比如有观点认为，为了维持扩张，跨国媒介企业被迫适应当地文化，并与当地合作者建立联系（Croteau and Hoynes 1997）。但是，对“多向性”观点论证得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还得数辛克莱（Sinclair）等人（1996）。他们认为，把国际电视市场视为一个被好莱坞主宰的单一跨国实体的看法过于简单。各种地区性市场或地缘语言性市场迅速扩张，导致墨西哥、巴西、印度、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地涌现出多个较大的电视节目产制中心，并且每个中心都在为不同的语言群体提供着服务。
对媒介帝国主义这一观念进行抨击的第二个着力点，在于其论证上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它低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霸权进行抵制的力度。批评者指出，消费者对美国的电视进行了抵制，并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告诉人们，消费者对本土自制的电视节目存在着偏爱（Silj 1988）。批评者还指出，人们对于美国霸权还进行了政治抵制，比如许多国家通过津贴、投资配额、进口限制以及所有权限制等方式来支持当地的媒介生产（Humphreys 1996, Raboy 1997）。除此之外，人们还进行了文化抵制，这种抵制深深地植根于久远的本土传统和社会网络。因此，虽然《达拉斯》（Dallas）这档节目可以风靡全球，但它对于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从日本到以色列，人们会依据各自不同的信仰体系和文化背景来解读它（Liebes and Katz 1990）。
批评者还指出，“美国”、“西方”，以及“资本主义”这样的分类方式存在着模糊性，因为在媒介帝国主义的相关理论中，这三者经常被混用。面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者则辩解说，之所以留存这种复杂性，意在模糊西方文化的优势正在持续扩大这一现实。在他们看来，媒介活动的方向性是多重的、不确定的，同时也是很不均衡的。博伊德·巴雷特（BoydBarrett）（1998）认为，美国和西方媒介企业主导着某些关键部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电影业、新闻“批发”业以及计算机操作系统。而赫曼（Herman）（1997）与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8）则认为，跨国媒介公司实际上数目很少，大部分为美国所有或以美国为基地，并且只是近些年来才开始飞速膨胀从而在媒介产品的出口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反对派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全球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文化”正在被一种潜在的支配力量进行重组。根据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论述，全球大众文化的主导旋律，“仍以西方为中心……并总是以英语类的内容为主”。尽管对文化的差异性做出了回应，但是，“要想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包罗万象的框架内（实质上是以美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作为标准）来承认并接受这些差异性，则尚需时日”（Hall 1997： 33）。

文化全球化

然而，上述的这些重组似乎成效不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种新的、更加符合新自由主义论调的正统观念——“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开始形成。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视角，这种新的正统观念再现了媒介帝国主义的相关论断，并综合了相关的批评和质疑。
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9： 31）的话来说，这种新的正统观念的核心论断是，“今天的全球化仅仅是‘部分地西方化’，全球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去中心化’——不再受任何国家集团的主宰，更不用说受大公司的支配了。全球化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换言之，这种视角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或现代化转变为将全球化视为一种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普遍现象。
文化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全球化扩展了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基础。该主张有时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麦克卢汉（McLuhan）（1964）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一看法的人。新的传播科技的出现，压缩了时空，超越了国界，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样一来，由于人们可以通过国际传播渠道而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所以它缓解了国家之间相互分离的状况，并促进了国际间的理解与同情。
同时，文化全球化的观念也正在升级和完善，更加有力的论断正在被不断提出。比如，有论断认为，全球化为不同群体打开了一条新的传播路径，并为构筑相互之间的联系创建了新的空间，整个世界也正在被压缩为一个单一的、和谐的村庄。伊恩·昂（Ien Ang）（1990： 252）审慎地写道，“跨国传播系统……为新的团结与联合的出现提供了机遇，为构建文化社区开拓了新的道路”。
新媒介跨越了国界，使人们有机会接近威权社会和民族社会试图遏制的那些信息和观念。例如，在巴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用录音带保存讲话后，通过电缆传送到伊朗，然后在伊朗清真寺用扩音器播放。这些举措在成功地反抗伊朗国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rebernyMohammadi and Mohammadi 1994）。同样，跨国广播在消解苏联集团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五章）。
“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观念以一种新的“全球化—地方性”联系消解着民族性并支持了“亚国家”（subnational）的观念。在民族国家内，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Robins et al. 1997）。如此一来，韩国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就能够通过有线电视网观看韩国电视节目，就像英籍印度人在伦敦就能够通过有线电视观看印度电影一样。现在，散居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的身份认同不是借助珍藏明信片和祖辈们逐渐消逝的记忆来保持的，而是通过日常的文化供给来维持濒临灭亡的少数种族的身份认同（Dayan 1998）。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通过全球传播的中心舞台能够传递罗宾斯（Robins
 et al. 1997:16）等人所谓的“边缘影像”。如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卫星传送视频影像，积极呼吁国际社会抗议在太平洋上进行核试验和在大西洋上丢弃石油钻塔； 又如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在墨西哥发动反叛，他们的支持者利用互联网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Cleaver 1998）。对于这种看法，索尼亚·塞拉（Sonia Serra）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巴西，一个抗议街头儿童被杀的当地运动刚开始几乎毫无成效，但在抗议者们争取到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国际机构的帮助，并赢得美国媒介和欧洲媒介的同情后，他们的运动就取得了成功，相关法律条文也得到了修改（Serra 1996 and 1999）。
有些文化理论家也宣称，“通过认识文化生态位（cultural niche）的价值和地方的实力，全球化……使世界变得多元”（Waters 1995： 136）。有些少数族群的规模很小，在民族国家的环境下一直受到忽略，但现在也都融聚到了具有活力的全球市场。全球化也灵活地选取了民族文化中的部分元素，然后用一种新的方式为国际公众重新进行组合。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指出，“由此，视听地域越来越远离民族文化或国家文化的象征性空间，并依据国际消费者所持有的更为普遍的文化准则进行重组”（Robins 1995： 250）。在某些论者看来，全球市场能够凭借其稳定的机制和较高的效率来招募人才。比如就音乐界而言，按照弗里思（Frith）（1996： 172）的说法，“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都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
以上就是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辩论内容。的确，教科书里有时会以线性发展的模式来阐释“媒介帝国主义”，这使后者常常陷入错误的泥沼，而“文化全球化”则以较为智慧的方式对此加以了改正。但是，帕尼奇（Panitch）和利斯（Leys）（1999） 科林·利斯（Colin Leys）当前正在做关于市场的研究，他也十分友好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们，因此，本文接下来的一节从利斯那里受益良多； 他还提出以比较的方式来组织本书内容这一有益的建议，我们在此也深表感谢。提炼出了另一个更具批判性且高度实用的理论，用于解释文化全球化理论中所忽略的经济力量和历史因素。

全球资本主义复辟

从文化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自由”和“解放”这些观念最激动人心、最富有成效的地方，在于在它们标志着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所指称的“人性”的重大转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始终坚持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新现象，它只是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人类控制它过度发展的能力也变小了。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经济全球化重塑世界的关键性时刻（Hobsbawm 1989 and 1975）。政治经济学家们曾就如下两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其一，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否比20世纪初贸易保护主义诞生前更发达； 其二，世界经济是否直到今天仍未被更为恰当地理解为地方化的和民族性的（Hirst and Thompson 1996, Radice 1999, Weiss 1998）。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贸易总额，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高出多少（Hirst and Thompson 1996）。
但是，历史的延续性从表象上掩盖了其间发生过的巨大变化。而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发生的转变。在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高潮期（约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商业日益受到管治，税负不断增加，从而也变得更具社会责任感。这种局面的形成，既可归因于选举民主的崛起，也可归因于人们对“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Rubinstein 1998）。同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商业并不会轻易地进行重新定位，它仍然受制于有效的国家管控。
    资本主义文明化的第二次决定性尝试，是于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鼎盛时期（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进行的。这个计划更富雄心，它力图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集体性福利措施，来使人民从出生到死亡都能够免受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不安全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一努力也试图通过制定一系列基于社会正义的政策来维持“互助”与“共有”的价值观，并用以对抗市场的个体化、分散性以及其他不利影响（Hirsch 1990, McKibbin 1998）。这一尝试既获得了产业工人阶层的大力支持，也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这种努力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使得国家政府转化为经济管理的有效工具。
在肇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时期，为维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而设计的一整套国际经济管理措施得以实施。该体系旨在掌控资本的跨境流动、固定汇率、逐步削减关税并向困难国家提供贷款。这使得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够全面地调整就业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社会凝聚力与福利政策的基石，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独立的社会经济目标。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全球治理体系逐渐遭到削弱与曲解（Helleiner 1994, Hobsbawn 1994）。跨国公司逐渐地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能在他们喜欢的地方进行投资、生产、销售和获取利润。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劳动力的再分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变得越发具有“流动性”，同时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此一来，他们能够更好的利用政府间的差异来逃避税收或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Coates 1999, Mahnkopf 1999, Picciotto 1992）。
全球性的解除管制倾向同时也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资金流动。这种流动对各国政府所制定的短期盈利计划的成效影响巨大，并限制着政府行为的力度。错误的市场决策往往会造成急速的资本外流，并伴随着货币贬值、利率上浮以及通货紧缩等不利后果。市场信心的根本性缺失往往会导致经济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该国顶多也就是能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提供的、与“结构调整”的义务捆绑在一起的紧急信贷（emergency credit）。而所谓的“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外界强加给该国的经济政策的委婉说法（Bernard 1999, Boron 1999）。
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每个国家都丧失了它们的部分主权。现在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削减左翼所热衷的国家“凯恩斯能力”（Keynesian capacity），以及它在民主国家到底已被削弱了多少。其答案似乎是，全球性控制力的瓦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右翼政府其实是在有意地消蚀着这种控制力。现如今，全球解除管制的趋势很难逆转，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原因（Helleiner 1994 and 1996，Weiss 1998）。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受到了精英和大众的双重拥护； 同时，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评论家们原本有组织的批评也部分丧失了其影响力。这就在社会民主制度中催生了四种回应： 克林顿主义（让个体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市场）； 莱茵模式或北欧模式（在国际市场上以团体为基础来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持竞争力）； 以地域为基础重建政府（极端的欧洲封建主义）； 修复全球治理机制（如“托宾税”［Tobin tax］）（Hutton 1997，Mahnkopf 1999，Weiss 1998）。
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静态的政治哲学，所以政府功能的弱化是它要面对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全球化同样也给其他政治传统提出了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所出现的亚洲经济危机，即便受到了保护主义的幕后支持，还是暴露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脆弱性。它表明，多年来为成功实现工业化所做出的大量努力，连这些中等规模的经济体都未能挽救，未能使它们摆脱那种与贫困和经济依赖联系在一起的外部“政治”控制。在全球解除管制的背景下，所有的经济体都处于市场规范和市场运作的压力之下。民主制度本来具有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抵抗某种价值观，或用来支持某种反映了民意的社会安排，但现在，这些力量都已经消失无踪了。
实际上，在传播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人们也对民主制度为何会丧失对经济的控制力这一问题做出过相应的解释。与经济一样，传播的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不是以一以贯之或持续不变的方式进行的： 随着19世纪国际新闻通讯社的兴起，全球化开始聚集力量，并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好莱坞在全球的崛起而迅速发展； 但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出现以后，广播业和电视业的发展多是以国家的形式进行的，此时的全球化就发生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