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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9日，有补充）

帅才科学家

李虎军

一．

5月5日，一位93岁的老人在上海华东医院悄然而逝。7月5日，英国著名杂志《自
然》发表文章，讲述这位老人的故事。对《自然》来说，载文纪念一位中国人，
是不多见的。

该文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教授告诉记者：“他的故事，应该让
每一个中国人知道。”
    
这位老人名叫王应睐，中科院院士、原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长，他组织进行了胰
岛素的合成。这项科研成果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新中国50年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
奖的。

诺贝尔奖最终没有颁给他和他的同事。

1965年9月，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次年年底，瑞典皇家
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塞刘斯访华，考察授奖事宜。他的评价
是：“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但毕竟是在美国和苏联之后，而胰岛素合成在中
国首先实现，你们能从书本上学到原子弹的知识，但学不到胰岛素合成。”但他
非常为难，参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人员，仅骨干就有20多位，不符合该奖授奖
对象最多为3人的规则。

胰岛素合成工作的参加者、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院士对记者说，当时应诺贝
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要求，聂荣臻元帅主持从研究队伍中挑出获奖者，聂帅挑来挑
去，拿出的名单中仍有4个人的名字。

这4个人的名单中，也没有王应睐的名字，诺贝尔奖不授予组织者。

王灵智则说，蒂塞刘斯和杨振宁曾不约而同地建议提名王应睐获诺贝尔化学奖，
但由于文革等原因，王应睐还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但是王应睐并不在乎这些，邹承鲁说，王应睐没有在胰岛素合成和他以后领衔的
转移核糖核酸合成两项工作的任何一篇论文上署名，“按说他都有资格署名，这
和今天一些到处署名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王应睐在合成胰岛素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生化所许根俊院士对记者
说：“对一个牵涉许多单位、许多人员的研究工作，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
个大工程，领导者的信心、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心，知人善任，组织合适
的人才来做合适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只有真正学识渊博和极富想象力的人才能
做到。”

他说：“我亲眼目睹王所长一次又一次地召集几个方面的人员进行汇报和讨论，
及时调整研究路线和方向，以凝重的神情下定决心，一次又一次地顶住由于工作
受挫而引起的要求改弦易辙的舆论。我深知，王所长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承
担了多么大的责任。”

二．

生化所林其谁研究员说，王应睐深知搞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1951年，
同样师从凯林的邹承鲁拿到博士学位后，应邀来到生理生化所。不久，曹天钦也
从剑桥学成归来。王应睐还请到了张友端、王德宝、纽经义等科学家，“挖”来
了回国后在北京工作的周光宇。当时，王应睐无法向这些学者允诺优厚的条件和
待遇，他能够做到和极力提倡的是：“创造条件，开展工作”。

好几位老科学家，不止一次地对许根俊讲，王应睐的最大特点是宽容，他海纳百
川，兼容并蓄，没有门户之见。

“王先生对每位研究人员都尽量给以帮助，看到他们取得成果，甚至比自己取得
成果还要高兴”，邹承鲁说，“他从不妒贤忌能，不像现在有些领导，武大郎开
店，生怕邀请来的人水平比自己高。”

邹承鲁回国之初，有两名大学毕业生分到生化所。经过观察，王应睐把思想活跃、
动手能力强的伍钦荣配给了邹承鲁作助手，而自己留下另一位学习成绩虽好、但
思想比较拘谨的学生。邹承鲁说：“伍钦荣后来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对我
白手起家，建立研究组开展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曹天钦回国后，王应睐又把自己的得力学生、在仪器设备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彭加
木，调去作助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许根俊说，以王先生在科学上的天赋和
才能，以及对生化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如果他不将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一个一
个地送走，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途径。

王应睐的妻子刘润苓曾经抱怨丈夫忙于行政事务，自己实验室里的事情却做得不
多。王应睐向妻子解释说，把中国的生化事业搞上去，比他个人做出成绩更重要。

在这段时间，王应睐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先后组织近10期高级
生化训练班。其中，1961年那次约400人参加，1979年和1983年举办的两次规模
均在500人左右。这些学员后来成为国内各单位生化领域的骨干，李载平、许根
俊、洪国藩、刘新垣等多位院士，也都是训练班的学员。邹承鲁说：“中国的生
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先生功居首位。”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更是将王应睐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三．

同为剑桥校友的王应睐、曹天钦和邹承鲁被戏称为生化所“三剑客”。“三剑客”
为生化所带来了剑桥的优良学风和研究传统。

李载平院士是生化所的第一届研究生，1956年来到位于岳阳路320号的生化所时，
就感到那里是个搞科研的好地方。他说:“那时的320号大院，没有如今这么多房
子。大片的草坪，无数的花木，春天真是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老大楼的三楼西
北角有个书报角，师生们在实验间隙常去那里坐坐，拿杯茶，交谈手头的工作，
往往对实验很有启发。这个科研环境，也许就是科学的象牙之塔，在我心中留下
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生化所张友尚研究员说:“五、六十年代的生化所十分令人怀念。那时，全所不
过几十人，好像一个大家庭。王所长是大家尊敬的长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视同仁。在高研的带领下，年轻人很快地成长起来，生化
所变成了年轻人向往的研究中心。”

在这个研究中心，王应睐极力提倡思想自由，而直言不讳的批评，大概也是他鼓
励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许根俊说：“王先生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他关心
你、支持你、也批评你。对于任何人他都敢于批评，即使身份已经很高的人，有
不对的地方，他也不客气地指出。许多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激他的真诚帮助，
从来没有人因为受过他批评而记恨他。”

胰岛素合成工作中，为了解决氨基酸昂贵和匮缺的问题，改变生化试剂依赖进口
的被动局面，王应睐决定成立东风生化试剂厂，合成氨基酸和其它生化试剂。他
创办的这个试剂厂，向全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提供了多种生化试剂。有人感叹
说：“如今提倡的产学研结合，早在40多年前，王应睐就在默默地实践着。”

在这个“科学的象牙之塔”，如果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可能就是设备比较
简陋。张友尚说：“当时全所公用的高级仪器就是两台分光光度计和两台高速冷
冻离心机。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有次到生化所访问，将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比作徒
步旅行家。尽管如此，生化所在琥珀酸脱氢酶、肌肉蛋白和核酸等方面仍然取得
了出色成果，更不用说胰岛素的全合成。”

文革期间，生化所被当作小剑桥来批判。有人离开了生化所，有人被迫害自尽，
生化所出现了人员断层。“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简单的一句话，透出了王应
睐对生化所命运和中国生化事业的深深忧虑。

文革十年，是世界生物化学飞速进展的十年，中国原来和国际水平靠近的距离又
拉远了。1986年，王应睐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就像一只
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别人并不是乌龟。”

王应睐希望兔子尽快醒来。

四．

王应睐自始至终不计名利，这一点也一直为科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生化所杜雨苍
研究员说，踏踏实实、不务虚名，是王先生一贯倡导的作风。

当胰岛素合成和转移核糖核酸合成这两项成果上报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奖时，王应
睐又主动提出不要署名。这样，在1982年和1987年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获
奖者中，都没有王应睐这个名字。

当然，中国科学家没有忘记他，国际学术界也没有忘记他。

1988年，美国迈阿密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上，王应睐被授予“特殊成就奖”，以
表彰他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生物高分子方面的功绩。

1996年，许多科学家推荐王应睐为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的候选人，
他推辞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后来，当生化所通知他授奖的
消息时，这位89岁的老人，很天真地问了一句：“拿奖有什么用啊？” 

获奖还是有用的。领到100万奖金后，王应睐立即拿出一部分，在生化所设立了
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研究生。

五．

王应睐的爱情故事，是从北京西山开始的。正受肺结核折磨的他，结识了后来成
为他妻子的刘润苓。这位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学生，给病中的王应睐带来了莫大的
慰藉。刘润苓系里的老师曾告诉她，肺结核没法治，建议她和王应睐“崩了”，
刘润苓却坚持和王应睐交往。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刘润苓“慧眼识英雄”。

王应睐的长子王家槲说，母亲对父亲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母亲是持家的好
手，家里的事根本不用父亲操心，而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也令母亲感到自豪。

做过教师、办过幼儿园的刘润苓，后来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到1990年，病情
变得严重起来，她冬天穿着夏天的衣服，还常常认不得回家的路，不仅如此，大
小便失禁，房间里臭气薰人。王应睐却坚持和妻子同住一个房间，直到1991年底
妻子中风住进医院。

妻子住院的时候，王应睐已经不能和她交谈了，但丈夫总是深情地坐在妻子的病
床旁边，拉住妻子的手，默默无语，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1992年，妻子告别了
王应睐。

刘润苓患病以后，王家槲的妻子接过了照顾王应睐的责任。在儿媳看来，王应睐
对生活要求不高，待人和气，是一个很容易伺候的老人。

王应睐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搞生化。王家槲是上海大学搞大型仪器设备的高级工程
师，弟弟王家楠在上海铁路局做秘书。王家槲说，父亲没有要求他学生化。母亲
钢琴弹得很好，从燕京大学毕业时曾举办过个人演奏会，她想让儿子学钢琴，父
亲则让儿子自己做出选择。王家槲小时侯对组装收音机很感兴趣，父亲就带着他
去买零件，利用在西山养病时学会的无线电知识，手把手地教他，引导他走上学
习电子技术的道路。

王应睐把许多年轻人送到了国外去进修深造，却对儿子说，英语不好出去做什么？
而王家槲呢，上小学没教英语，尽管父母偶尔在家里还讲英语，却不敢教他。上
中学学校教俄语，中学毕业后又赶上文革，想学英语也晚了。

王应睐常常对两个儿子说，做什么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要正直。他还要求
儿子：“我在的时候，你们不能进科学院系统。”

1996年，在获得何梁何利奖后不久，王应睐不慎摔伤，卧床3个月。病好以后，
他又和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工作，从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天
天如此。

去年11月的一天，刚过完生日不久，上午王应睐又去了办公室。那天中午，老人
被家里人送到医院，后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一种最危险的冠心病。打这以后，
老人再没机会去他心爱的研究所了。

许根俊说：“在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去华东医院看他。当我退出病房时，他
两次召我回去，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可是我两次回到他的身边，他却发不出声
音。我递去铅笔，他那颤抖的手，却写不出一个字来，这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在王应睐90岁生日的时候，许根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道德经》中的一句
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认为王先生无愧于这样的境界。“王先
生去世的时候，我用这句话来纪念他。”


王应睐的一生

1907年，出生于福建金门岛一个僻静的农村--山后社。2岁丧父，6岁丧母，4岁
开始在公办私熟读书，17岁进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
专攻工业化学。

1929年，毕业留校，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染肺结核。“遵医嘱去北平疗养，前后
在西山休养近五年，其间曾由金大派往燕京大学化学研究院进修，但不满一年又
病倒。当时结核病尚无特效药，而在北平(全国亦然)广大穷苦劳动人民，特别是
黄包车夫患病率特别高，死亡率也很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惨情况，难以
描述。当时治疗途径不外乎休养和充足营养，……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物
化学，因为营养学是生化的一个内容。”

1938年，考取剑桥大学，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凯林教授门下攻读博士。1941
年，获博士学位后正准备回国，珍珠港事件发生，远东交通断阻，“遂接受英国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特别资助，留剑桥继续从事研究”。

二战结束后回国，应邀出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研究教授。1950年任中科院生理
生化所分管生化的副所长。1958年筹备创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并任所长。

1965年9月，领导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81年，领导中国科学家获得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

2000年11月因病住院，2001年5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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