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病
致我同行 加藤嘉一（1）
2008年5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开了一个专栏，叫“第三眼”。本网总编辑张立奋鼓励我说，“一个日本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中文写作，这叫全球化，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当时我很兴奋，由衷感到必须把这一任务坚持下去，甚至以为，“我正在做世界上罕见的，独一无二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人之前早就在做与我完全同样性质的事情。一个来日已有23年的中国湖南长沙人，2004年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开了专栏。“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际化的西方媒体用日文写作，而且一写就是七个年头”，处境与我完全相同。我的第一反应是“输了”。
记得，第一次知道“李小牧”三个字是2008年。在他的地盘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他做老板的“湖南菜馆”，我通过一位从事文化交流的日本女士介绍与他相识。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黑社会……（抱歉，小牧哥，这是真的）。他说自己1960年出生，48岁，我正好24岁，长得甚至与我差不多的这个人竟然比我大两轮！我与人打交道，相当重视第一印象。李小牧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强烈的人，不是“之一”。
后来，我跟他在著名演员张光北大哥当总制片人的连续剧《东京生死恋》里再次相遇，我做副导演，他饰演非常重要的黑社会老大。导演组对他的评价一律为“太棒了”！小牧哥后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演戏的感觉。”等于“本色出演”嘛。我也顺便演了他的部下。2008年下半年，我们剧组到日本拍戏一个月，其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呆了3-4天，曾协助成龙在歌舞伎町这个日本的“嫖赌毒”文化集中、男女平等、无序的、狂热的、另类的地方拍《新宿事件》的小牧哥也为我们提供协助，使得我们的拍戏过程尽可能顺利成功。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原则上是不让拍摄的，政府也不给许可。若当时没有相当熟悉歌舞伎町文化和潜规则的小牧哥的帮助，我们可能就被黑社会干掉，或被警察抓住了。
小牧哥在2010年1月的时候在日本出版了把上述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等文章结集的《歌舞伎町より爱をこめて路上から见た日本》，谈到了与成龙的合作。我了解到，成龙曾对他感叹表示“日本这个地方，拍不了好电影”。小牧哥借助成龙感言批评的是，日本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限制太多了，制度相当死板。成龙这个国际巨星明显有助于宣传歌舞伎町，政府却不改变所谓“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调节能力，结果不仅吃亏，还导致外人对它产生不良印象。
我每次回国前都去“湖南菜馆”找小牧哥，跟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他真的是跟我亲哥一样，作为名副其实的长辈，非常关心同为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我。我跟他的关系，只能用“战友”来形容。1988年，曾做过专业舞蹈员、记者、贸易公司职员等的李小牧拿着自己所储蓄的小小的资金，单身自费来到日本，学时装设计，后来被神秘的歌舞伎町文化所吸引。在我这个比较“正”的人不太熟悉，甚至不太愿意靠近（因为害怕）的地方，与警察、媒体人、黑社会、风情女人等各种角色打交道，竟然逐步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我到中国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真是一个很另类的国家。它的文化特殊性太浓厚了：高度集团化的排外性和独特的从众心理，以“暧昧为美德”的人际交往方式，一旦一个人小有突出就被全社会攻击的狭隘实用主义……在这块地盘上，连能够向全世界扩展网络，甚至控制每一个角落经济脉动的华人，都很难深入其中，更不要奢谈影响格局，改变现状。
                  致我同行 加藤嘉一（2）
小牧哥在我认识的在日华人当中，是对日战略最成功的典范。我个人平时在中国很注意培养魄力、魅力、体力、毅力以及智力。若一个外国人要深入潜伏人家地盘，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的素质。小牧哥无疑就是综合了这些素质的复合体。他有很多面孔，歌舞伎町案内人、作家、餐厅老板、农家、文化人、演员、项目协调人、出版人……还有，与我一样的，专栏作家。
小牧哥在《日本有病》里回答“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一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睡眠很少。”他13岁加入歌舞团，从未睡过8个小时以上，每天都只睡5个小时左右，还断断续续的。这一点我也一样，我从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每天晚上11点睡觉，凌晨3点半起床，至今也几乎没有睡过8个小时以上。不过，我的皮肤早就比他差了……
同为专栏作家，从我的角度看，小牧哥的专栏是相当有趣的。我一直认为，一篇专栏文章，“素材决定成败。”读者想看的不是你教条主义式的观点，而是支撑观点的素材、故事、场面、细节等。同为具有许多面孔的我深知，始终奔跑的立体型生活，对一位专栏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专栏就是生活，你的经历越丰富越好，每天需要主动感受故事，创造局面，把它作为专栏的素材。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的素材比小牧哥少多了，比它无聊多了。
他从街头观察描述出来，演绎出去的“日本论”是独一无二的。看到最近忽视社会大环境，盲目主张个人主义，不尊重长辈的日本年轻一代，他警惕地告诫：“协调性就是日本的长处。”他曾设想为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用母语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试图开设中文广播，申请后发现，政府的回应是“外国人不能开设广播电台，因为它具有公共性质”。在他看来，政府“公共性”的立场与解释过于模糊，立刻反驳：“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这么多，中文广播难道不是公共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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