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户籍-土地-财税体制联动改革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中国已接近或到达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 .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者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本章讨论了"刘易斯 转折"阶段一个非常重要,但在既有公共政策制定与讨论中往往被重视不足, 且 在体制改革推进方面仍缺乏有效突破口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我们提出,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有效应对刘易斯转折点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一旦通过户 籍制度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后, 将不仅 有助于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的保留工资, 从而吸引更多农村人口入城并 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 还将有利于建立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的稳定预期并激 励他们通过在职培训,学校教育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其自身及后代的人力资本. 这 样, 户籍制度改革就不仅从短期内有助于缓解目前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 从中期乃至长期来看, 它将大大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力技能,最终推动中国产业 结构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提出,需要在加快户籍改革的同时配合以土 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尤其是把城中村的改造作为这种联动改革的突破口.
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户籍-土地-财税体制联动改革
一 引言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发展可以用不变工资吸收农业部门 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停滞的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最近几年, 由于我国沿海地区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 国内经济学 界对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展开了研究和争论.一些学者指出, 近 年来中国的出生率,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数据的变化表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人 口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趋势, 同时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这些都预示着刘易斯转折点 即将来临(蔡昉, 2010)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 "民工荒"的出现以及非农 行业工资的上涨未必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 而可能是剩余劳动力供求共同 作用的结果,中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姚洋与张珂 2010). 虽然对中国是否已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以及这种转折到底是一个点还是 一个实际工资上升的转折阶段,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Garnaut,2010) 但一个 , 共识是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偏紧. 对中国日益壮大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出 口导向性的制造业部门而言, 劳动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限供给,在未来一段 时间中国将面临者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黄益平,蒋廷松 2010). 一方面,这种转折点(或阶段)的到来有助于提高占中国劳动力主要部分的 中,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和收入,改善目前严重不平衡的收入分配情况,但同时, 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也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出口竞争力等产生 重要影响. 一个经常提到的顾虑,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型 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造成损害,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刘易斯转折"在对收入分配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给中国经 济增长带来一些挑战, 那么现阶段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公共政 策和体制改革层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这个转折一方面能充分发挥其积极 面, 但同时也尽可能降低其负面作用.目前讨论中经常被提及的公共政策应对措 施包括工资,劳动保护,技术创新,社会保障体制,汇率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 本章主要讨论"刘易斯转折"阶段一个非常重要,但在既有公共政策制定与 讨论中往往被重视不足,而且在体制改革推进方面仍缺乏有效突破口的问题: 户
籍制度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 中国已经上亿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能逐渐被城市公共服务所覆盖, 从农民顺利地转为市民,而这本身就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 重要地, 是因为一旦中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城市户籍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城 市中的外来流动人口后,不仅有助于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就业部门的保留工资, 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来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 还将大大有利于建立 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 发展的更稳定预期, 从而使得后者更有激励通过在职培训, 学校教育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其自身及后代的人力资本. 这样,户籍制度改革就不 仅在短期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劳动力短缺, 而且有助于从中期乃至长期提高中国劳 动力的技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虽然无论是应对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劳动力短缺,还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 可持续增长,户籍制度改革都有重大意义,但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对户籍制度 改革如何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具体机制讨论还远远不足. 更重 要的是,即使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开始着手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但就目前各地采取的行动来看, 既有的户籍制度改革仍有较大局限性.当实际政 策改革操作中没有找到改革突破口时, 也就难以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构造一个经 济增长,人口流动,人力资本提升,城市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本章第二部分将首先讨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 和问题,然后提出:无论是从短期应对低端劳动力短缺来看,还是从中长期增加 经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都需要加速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到 来恰恰为各地切实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流动人口实现完全城市化创造了条件. 在本文第三部分, 我们提出要寻找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必须进行土地-财税户籍体制联动改革.最后是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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