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何研习《圣谕广训》：
美国卫三畏家族 手稿所见一斑*
司 佳
[摘 要] 文章围绕笔者曾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 发现的十多种有关清代《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从历史学与语言学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并结合当时其他传教 作的多种翻译、评论史料，探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圣谕广训》作为汉语学习的入门材料这一“传统”之源起。文章进一步剖析传教 注《圣谕广训》与《广训衍》及《直 的不同出发点，即从《圣谕广训》的翻译文本中获取根本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借鉴《广训衍》、《直 之类的浅文理形式作为习得汉语的捷径。作为初入异文化空间的新教传教 面对“他者”的文化根基，其早期的学习态度与相应之传教策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广训 传教士 卫三畏 方言直解 美国汉学
[作者简介] 司佳，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
清代的《圣谕广训》因在各省以方言、白话定期宣讲的关系，直至清末于中国地方民间都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力。周振鹤先生在《< 广训>集解与研究》一书有关“《圣谕广训》的汉语方言本”一章中讲到，因为汉语方言很难用文字书写来表达，所以讲 圣谕广训》的方言稿本不会很多，多可能是请对地方方言娴熟的知识分子来编写《圣谕广训》的方言讲解稿。周先生研究过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本吴语《圣谕广训直 ，另提到一种用浙江嘉兴方言写成的《圣谕广训通俗》，并述及除此之外，方言本（包括手抄本）《广训》的材料所见不多。 本文的研究为复旦大学章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编号09&ZD07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于2012年4月15日由上海史学会主办的“首届上海史学会青年论坛”上 ，得到熊月之、陶飞亚等教授的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周振鹤：《< 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15-617。 然而，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因为布道交流与 学习的需要，往往会注重收集这一类官话与方言、土白两相对应的语汇材料。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卫三畏家族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中，笔者便有幸发现多种有关《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件。
除了周振鹤先生的著作以及此前日本学者鱼返善雄所编《汉文华语康熙皇帝圣谕广训》之外，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先生于1985年亦撰文讨论《圣谕广训》及《广训衍》对清代地方白话及俗文学发展的影响。 Victor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in David Johnson et al.,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 此外，台湾的王尔敏先生还专门对《圣谕广训》与清代民间 拾遗的风气进行研究，并指出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布道宣教时参考借鉴了民间宣讲圣谕这一形式。 王尔敏：《清廷< 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收入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 广训>集解与研究》，页633-649。 而近年来在有关传教 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开始关注十九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人翻译、学习清 圣谕广训》及《圣谕广训衍》的原因。日本学者内田庆市指出，新教传教士学习《圣谕广训》，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成为传教 部学习汉语的一种“传统”。也有学者认为，传教士以之为主要学习文本，与其中的道德教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或为与 形式存在更多关联。 这个问题曾在2010年10月30-31日召开于日本関西大学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引发部分学者的热议。 本文在梳理前人尚未充分关注的卫三畏家族 第13箱中有关清代《圣谕广训》多种方言手抄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十九世纪来华传教 取《圣谕广训》及《广训衍》作为汉语学习的“敲门砖”的根本原因。
一、卫三畏家族 所见清 圣谕广训》方言手抄十三种
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对于研究美国最早来华新教传教 一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的生平经历有着特别的史料价值。 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MS547）,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1833年，卫三畏由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任至广州，作为印刷工参与新教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传教工作。1834年，他开始协助 文（E. C. Bridgman）编写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并成为鸦片战争之前英美传教团体在广州的主要执笔人。1853、54年他曾两次担任翻译参加美国黑船舰队开赴日本的行动，初展外交及语言才能。1856年起，卫三畏离开美部会，以外交官的身份长期居住于中国内地近二十年，直至1876年离开北京返回美国。期间，他曾参加过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促成双方在条约中加入了允许在通商 城市传播基督教这一关键性条款。 关于卫三畏生平经历的研究，主要参考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8)，中译本《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均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研社，2009年)。 卫三畏的主要著作有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1848年初版及1883年修订版），以及语言工具书Easy Lessons in Chinese （《拾级大成》1842），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英华分韵撮要》1856），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英韵府》1874）等。由于卫三畏1877年返美后不久便接受了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席位，同时也是开创美国汉学之第一人，加上家族三代中不少成员都跟耶鲁大学有关，因而其家族 不仅内容丰富，且得到后人对保存工作的极度重视。根据耶鲁大学图书馆所编的 目录索引，第1至18箱主要涉及卫三畏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相关资料，包括书信、剪报、照片、著作手稿等。第19至24箱为卫斐列（Frederick Williams）的手稿资料，卫斐列为父亲卫三畏撰写了生平传记，后亦任教于耶鲁大学。 其余部分则是卫三畏1877年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首任教授后开设课程的讲义资料，亦由卫斐列整理。笔者曾于2002年、2007年以及2011年三次访阅该 ，对第11至17箱手稿中所涉及的中、英文语汇资料进行整理研究。 在最近的一次重访中，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部的帮助，允许将相关材料电子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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