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重心: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及新经济政策
汉室与匈奴的关系
汉时匈奴有二十四个部落的结盟,势力范围达一千五百里,自东北至於青海.公元前二百年,他们号称以三十万骑兵围困刘邦於今日之山西.这数字可能夸大,但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动员十万之众投入战斗.征伐匈奴时汉武帝亲自作全般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次序,分配每一路的军力,而每一次战役可多至十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再多出数倍,所以每次用兵,可以多达五十万人.
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页54-55改写.

汉室与诸侯王的关系
因社会经济复苏,对上层统治阶级的影响,最先是诸侯王的骄纵,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横逆最厉害的是吴.诸侯王骄纵之势既成,中央想守宽简之政也不可能.吴王濞招天下亡命之徒铸钱,淮南王长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逃亡者,江都王非亦招揽四方豪杰.此外,如赵王彭祖,让商人独买商品以专其利,收入多於国经租税,而贵族与商人,声气互通,相为消长.这些情况皆足以动摇政局.
据钱穆:《秦汉史》(香港:大中国印刷厂印刷,1969年),页57-59改写.
建议讨论问题:
据资料一,二,汉朝在对内及对外要面对什麼问题 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 汉初用以管治的黄老思想为什麼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内外的问题对汉王朝的统治构成什麼不利因素 这些情况是否汉初的统治(高祖至景帝)政策造成
你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权力上有什麼调节,才能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 为什麼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皆请罢.」奏可.
原文大意:建元元年冬天十月,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俸禄满二千石及二千石的官吏,诸侯王国的相,都要推荐品德好,威望高,又敢於直言进谏的人才.丞相卫绾上奏:「已经推荐上来的贤良之士或提倡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扰乱国政,请全都废除.」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引自班固:《汉书 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55-156.
冬,十月,(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言极谏之士,上(武帝)亲察问以古今治道,对策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由)适(达到)於治道之路,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至秦则不然,师(学习)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原文大意:冬季十月,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著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到秦代则相反,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所以受刑的人众多,死者亦不少,但违法之事并没有停息.」
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九〉(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页549-551.
建议讨论问题:
根据你的认识,儒,道,法三家思想,哪一派最适合应付汉武帝时期所面对的问题 为什麼
综合资料三,四,武帝要排斥的是哪些家派的思想 为什麼 怎见得武帝要拔擢的是儒生
儒家在武帝独尊前的发展概况
秦始皇统一后,儒者仍有相当地位,如设有博士官,其职掌是「通古今,承问对」.从焚书以后到汉初,儒家之学并未断绝,老师宿儒如伏生传《尚书》,齐,鲁,韩三家传《诗》,田何传《易》等.文,景之时,汉廷置博士官七十余人,其中以儒经博士最多.而在政治上,儒生的影响力亦很大,例如陆贾.尝为高祖说诗书,教以高祖「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叔孙通为高祖制作朝廷礼议,确定君臣之间应有的礼节.文帝时,贾谊力陈秦政之失,又批评黄老治术,警策文帝应以儒家仁义之道施行统治;景帝又用晁错之议,一面重农抑商,一面削弱藩侯,强化君权.
据林启彦:《中国学术思想史》(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年),页78-79改写.
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思想
汉朝的儒家已渗入了阴阳家的思想,他们专讲金,木,水,火,土五种作用的相生相勀,与五德运行的关系,以为自然界和人世一切现象,都是由这五种作用推演而来.他们从自然界的作用推演到人类社会的现象,以为凡是有德的帝王出世,自然界必先有一种表象,而国家有甚麼变故,或灾难的来临,自然界也必先有一种象徵.他们以为天人相应,天人相通,所以政治教化,也需要依时代而变革.如天降符瑞就是说将有圣人受命;而分析这符瑞的形态,论定受命圣人所得到金,木,水,火,土的那一种德,从其所得的德,以更改国家的制度和服色,并为封禅告成.如果遇上灾异,那就是说明当代王朝的德已衰微,天命已改,必须禅国让贤,使新出的圣人受命为王,以减少战祸,救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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